记忆是会捉弄人的。随着年龄的增大，常常发现自己记性不好，丢三拉四。可是往往在深夜，一段旧事会突然掠上心头，竟清晰如初，令你久久不能释怀。
那是1970年冬季的事。那一年我仅仅16岁，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呼市化纤厂劳动。有天，我接到了家里的电报：母病重，速归！我去连部请假，指导员说革命工作忙，不批准。没两天，家里又来了第二封电报：母病危，速归！可连里还是不准假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是常有的事。星期天早上，同屋的战友还在睡觉，焦虑万分的我决定偷跑回家。我揣上仅有的十几元钱，只拿了一个小挎包，悄悄溜出营房，向二十里以外的火车站跑去。买了火车票，呆呆地坐在候车室里，我的心忐忑不安，十分害怕，但对母亲及家人的思念毕竟占了上风。突然，候车室门口一阵喧哗，我抬头望去，不好了！指导员，连长带着几个连队干部冲了过来。他们抓住我，大声地责备我并把我向门外拉。我哇哇大哭，边喊着：我妈妈病了，让我回家吧！边向周围的人求救：帮帮我吧！我只是想回家看看妈妈。许多人围观上来，也有人帮我说情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我终于被拖上汽车，带回了连队。
接下来的两天，我一直在挨批评和写检查，我出逃的事也在连队传开了，但似乎议论更多的是同情。那时的我已是焦头烂额，心灰意懒。第三天，晚饭后，我到同乡的宿舍去聊天，莉忽然说：云，再跑一次吧！我们帮你。梅建议骑车送我，不会有人发觉。于是在她们的掩护下，我开始了第二次出逃。为了不引起注意，把我送到车站，莉和梅就回去了。而我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不敢再进候车室，一个人钻过栅栏，在铁道旁等车。12月的呼和浩特，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，我没有戴围巾帽子，没有带任何行李，只有那十几元钱买来的车票，紧紧握在手心里。望着长长的，黑黑的，无边无尽伸向远方的铁轨，我知道，我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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